最近,小贷行业迎来监管‘靴子’落地。
1月1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新规’),其中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单户贷款余额上限、杠杆倍数指标以及禁止行为等都做了明确要求。
尤其新规第15条,明确了小贷公司不得提供‘纯助贷’业务、与商业银行联合发放的网络贷款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等监管‘红线’,这也使得市场上出现了‘行业要变天’的声音。
从小贷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网络小贷的出现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后,小贷牌照价值陡增、备受追捧。而后,随着监管的介入逐渐进入到行业洗牌与出清的阶段,其数量在2015年达到顶峰后便一路向下。
如果再往前追溯,从2005年启动试点至今,小贷行业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小贷公司一边创新求索,希望为普惠金融探索出一条新路;一边又因模糊的定位,一直活在监管博弈的夹缝之中。
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脉搏,乘上了互联网金融的东风,但也因为失控的欲望而乱象丛生。
新规的出台是小贷行业迟到的‘成年礼’,也是这个市场加速出清的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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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之下,统一标准
2024年8月23日至9月23日,金融监管总局曾就《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因此,市场对于新规中的诸多要求已有预期。
总的来说,新规的目的是‘拉齐’小贷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的监管标准,防止监管套利。
比如,新规明确‘网络小贷公司对单户用于消费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人民币20万元’、‘与商业银行联合发放的网络贷款的单笔出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
这在《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中都有提及。
再比如,新规首次明确‘应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划分为不良贷款’的要求也对标了商业银行的相关标准。
而在争议最大的‘助贷’业务方面,最终版本相比征求意见稿有了较大的改变。
一方面,相较于‘征求意见稿’,新规在小贷公司的业务范围中去掉了‘与贷款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一条。
另一方面,新规要求小贷公司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贷款业务的,不得仅提供不实际出资的营销获客、客户信用画像和风险评估、信息科技支持、逾期清收等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小贷公司‘不出钱只出力’的纯助贷业务已经成为历史。
而由此引发的最大问题就是:小贷公司的杠杆率难以匹配庞大的存量规模。
根据新规,小贷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1倍;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4倍。
由此测算,小贷公司与商业银行合作发放互联网贷款的杠杆上限是净资产的约20倍左右。
以抖音集团旗下的‘中融小贷’为例,尽管其注册资本金已经达到惊人的190亿元,但面对其数千亿的存量贷款,以及仍在高速增长的规模,显然难以匹配和支撑。
尽管新规的细节仍存在进一步探讨和执行的空间,但小贷公司作为‘助贷’模式的重要载体,已经上了‘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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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隐患’,层层‘补丁’
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小贷公司在诞生之初,不仅推动了‘小而分散’的纯信用贷款业务发展,也让标准化风控和自动化审批的‘信贷工厂’模式生根发芽。
这样‘工业化’、数字化的流程,也为之后小贷行业乘上移动互联网的‘东风’埋下了伏笔。
2010年,阿里巴巴在浙江成立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拿到了首张电子商务领域小额贷款公司营业执照,服务对象为其平台上的网店商户。
尽管早期这一服务只向部分城市开放,但由于电商平台的特殊属性,它依然打破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经营’的规定,借道互联网渠道把业务做到的全国。
当城商行跨区展业都受到严格限制的环境下,网络小贷却不受地域限制,而他的申请门槛却不高。
在以机构监管为主的中国金融市场中,小贷公司是为数不多审批权被下放到地方的金融机构。‘设立小贷公司需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即省级金融办拥有最终的批复权。
在此规定下,从小贷公司的审批设立到业务创新,地方金融办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但这与网络小贷全国展业的经营范围形成了‘错位’。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对外招商引资等原因密集下发牌照,但对于企业在全国放贷的业务鞭长莫及,可以说是‘只管生不管养’,这也导致后来网络小贷公司在监管和整治上面临重重挑战。
再加上,恰逢互联网金融潮起,P2P、现金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萌芽与发展也催生了更多的牌照需求。在缺少专有牌照和监管要求不明的情况下,不少未雨绸缪的互金公司纷纷去申请了网络小贷牌照,而这也为小贷行业的未来埋下了‘隐患’。
网络小贷出现后的第一个历史性转折发生在 2017 年,一家名为趣店的公司因为创始人在IPO时发表的一番言论,引爆舆论。由此也揭开了现金贷行业在获客、收费、催收等方面的种种乱象。
随后,直接面向大众的、以高利率、高风险和高收益为特征的在线借贷业务就此‘刹车’,很多公司被迫开始将业务重心转向to B服务,助贷业务借着金融科技的外壳应运而生。
但在这种模式下,业务规模越是快速扩张,潜藏的风险也就越大——助贷模式之下,小贷公司以服务之名,不再受限于原本的‘杠杆率’约束,可以轻易撬动远超资本金数十倍甚至百倍的资金规模。
蚂蚁集团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平台促成的约1.8万亿元信贷余额中,由金融机构合作伙伴进行实际放款或已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合计约为98%,其余2%(即约360亿元)则通过旗下小贷公司蚂蚁商诚与蚂蚁小微发放。
而当时,这两家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分别为注册资本分别为40亿元和120亿元。
这也一度成为蚂蚁集团信贷业务整改的焦点之一。
截止到2023年底,作为曾经为用户提供‘借呗’、‘花呗’等在线信贷业务的主体——蚂蚁商诚小贷、蚂蚁小微小贷两家公司都已经退出相关业务,相关业务由蚂蚁消费金融公司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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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变幻,小贷沉浮
像蚂蚁集团这样不惜代价地将小贷公司‘存量’全部转移,以实现业务‘合规化’的公司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公司依然怀着侥幸心理,一边展业一边观望。
此后,行业再次迎来另一个转折点,小贷行业的洗牌出清进一步提速。
央行数据显示,小额贷款公司数量由2015年9月末的最高点8965家下降至2024年9月末的5385家,9年间机构数量缩减幅度约40%;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则由2015年末的最高点11.73万人降至2024年9月末的4.60万人,降幅超过60%。
包括平安集团、保利、中国电信等企业,都在过去几年里逐步出售了旗下的小贷牌照。
万物皆有周期,一个行业也是如此。
在不断收紧的监管政策之下,小贷行业留给市场参与者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流量红利消逝、不良风险攀升……再加上央企‘退金令’等要求,未来只会有更多公司加速退出市场。
尤其,在经历了非理性繁荣之后,从监管部门到市场参与者们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本就不需要这么多小贷公司。而留在市场上的玩家们也需要习惯‘带着镣铐跳舞’,并且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当然,新规也为这一部分参与者预留了空间。
比如,在新规中,此前备受关注的网络小贷公司‘门槛’问题——50亿注册资本金门槛和经营区域条件等并未出现,反而新增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等业务范围,有利于小贷公司拓展供应链金融等新业务。
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加速清退和整顿本地的小贷机构的同时,积极引进一些有能力的股东来接手和盘活存量牌照。
但小贷行业早已挥别那个‘黄金时代’,而我们又见证了一个行业的繁荣与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