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最新演讲：政策和动力

6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5年中期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围绕“加大政策力度，增强内生动力，努力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平稳增长”做了主旨演讲。

江小涓重点解读了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部署，认为政策设计较为均衡，全面涵盖了包括投资、消费、出口在内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也对消费采取了针对性的刺激和投资引导。

她特别强调，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正将产业落地竞争推向常态化，为各行业提供了泛在、广阔且可快速渗透的升级机会。在这种技术变革背景下，如果缺乏足够的投资支持产业升级，无异于错失良机。

江小涓分析称，“4·25”政策体现了“能用尽用”“多管齐下”的思路，旨在全面激发经济动能。此外，她提到政策调整具有立体性，例如宏观政策突出民生导向（如投资于人的理念）、房地产市场在消化存量与优化增量上给予地方政府更大自主权（如放宽对高端住宅的限制，转而鼓励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及通过新型城镇化、市民化来释放城市型消费潜力。

从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看，江小涓发现了一个关键变化：从2022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到2023年强调“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再到最新表述“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这清晰地表明，“质与量的相统一增长”已成为顶层设计的核心目标，意味着在追求质量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增长速度的提升。

她进一步阐释了中央对“三驾马车”策略的坚持——从疫情后优先恢复消费，发展为近年“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与“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并重，追求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今年更要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她引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词云”分析作为佐证，指出“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增长”在2025年报告中的突出地位，印证了速度与质量并重目标在政策层面得到强化。

基于以上分析，江小涓对经济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认为尽管面临复杂国际环境，中国经济总体企稳回升态势尚可，并预期今年下半年有望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

谈及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江小涓认为应当回应民营企业最为关心的几个核心议题。

首先是公平竞争问题。尽管“公平准入、平等竞争、同等保护”这十六字方针早已提出，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挑战。她强调，当前国家投资重大项目比重高，若不对民营企业开放显然有失公平，特别是那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重大技术项目，民营企业难以参与同样构成不公平。因此，政策调整正针对这些企业反映突出的痛点进行回应。

其次是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当前仍是民营企业面临的显著负担，很多清偿最终并没有到位。再者是部分地区存在趋利性执法问题。出现了一些过分的、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设计执法”的行动。

此外也有“内卷式”竞争的问题。所谓内卷式竞争，表现为企业为求生存被迫在价格上相互挤压至生存边缘，这直接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低迷，进而侵蚀企业利润，抑制投资意愿，并最终损害长期信心和预期。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行导致国内外市场收缩，企业间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数字时代技术迭代速度极快，极大地放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初创企业成败转换更为剧烈；此外，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缺陷，长期侧重鼓励进入而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导致即使全行业亏损，过剩产能也无法顺利出清，违背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基本规律。

整治内卷式竞争需要综合施策。江小涓认为产能过剩问题在2018、2019年已显现，但随后遭遇疫情，稳岗稳就业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这种阶段性的政策需求虽有其必要性，但长期而言，若过度保护存量而同时追求增量增长，市场机制便难以有效发挥其筛选和淘汰功能。因此，解决内卷问题需要在保障短期稳定的同时，着力构建和完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以恢复市场的健康运行。

对于当前全球化出现“停滞”的观点，江小涓认为在2022年之前大体成立，但新冠疫情过后全球化呈现显著复苏态势，多项关键指标同步启动。以国际贸易为例，强调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最重要指标。数据显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40年，该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全球化的蓬勃发展；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该比重进入稳中有降的阶段，可视为全球化进程的停滞或减缓。疫情爆发的2020年和2021年，该比重更是跌至过去16年的最低点，出现了倒退。然而，2022年全球贸易迎来了强劲反弹，其占全球GDP的比重飙升至61.24%，不仅远超2020-2021年的低谷，更创下历史新高（此前的峰值是2008年底的61.05%）。

基于此，江小涓质疑“全球化倒退”的论断，并指出即使2023年数据未完全更新，其估算值（约58%）也仍处于历史高位。因此，疫情后全球贸易不仅在绝对量上恢复，其相对经济规模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

江小涓进一步引用跨国公司指标佐证全球化复苏趋势。她提到，衡量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的“全球分工指数”以及反映研发活动国际化的“跨国公司研发投入的海外比重”等指标，均在疫情后呈现快速回升。这些同步向好的数据表明，尽管部分国家存在不合理打压，导致主观感受不佳，但客观来看，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互联与一体化进程仍在迅速发展。

江小涓强调，除传统因素外，数字化已成为驱动全球化最重要的新兴力量。数据显示，全球最大的100家数字跨国公司，在疫情前三年其海外投资、海外雇员及其海外业务比重已呈现上升关联；而在疫情期间，这种国际化趋势不仅未减缓，反而加速推进。网络空间的数字产品天然具备全球化属性，其传播不受地理距离限制。以中国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江小涓指出其上线后海内外玩家可同步体验，无需经历传统的“国内成熟再出口”过程，实现了“瞬间全球化”，这凸显了数字技术对全球贸易模式和速度的革命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