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开伟：银行贷款业务缘何会成违规“重灾区”？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今年1至9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分支机构累计向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农商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等银行业机构开出罚单997张，合计罚没金额9.81亿元；最为明显的是，在近千张罚单中，信贷业务违规仍是处罚“重灾区”，贷前尽职调查不到位、贷中审查不审慎、贷后资金被挪用、违规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等问题尤为突出。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罚款信息再次显示贷款业务是银行经营违规的高发区和重灾区，这种局面已在全社会意料之中。因为事实上，银行信贷领域违规行为历来就没有得到彻底根治，成了久治不癒的顽疾。据银监会公开披露处罚信息显示，从2020年至2024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3年之前为中国银保监会）开出罚单分别为‌2894张、‌4027张‌、1235张、998张和‌1533张，罚款金额分别为‌19.12亿元、‌18.69亿元、8.25亿元、‌6.76亿元和‌11.81亿元。可以说，尽管金融监管部门检查频次不断提高、处罚手段不断严厉，银行信贷违规行为依然没有完全收手，用“屡查屡犯”、“边罚边犯”等词语来描述银行信贷领域违规行为一点也不为过，银行信贷领域违规行为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停过。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信贷业务成为银行违规的重灾区？总体看，信贷是银行经营重心和核心支柱业务，也更是银行的“心头肉”；一切经营成果最终都要通过信贷业务去体现：不仅体现金融资源调配发挥社会资金中枢功能，反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也是体现银行盈利能力、效益水平以及推动自身经营实力扩张的重要手段。对此，银行在信贷上的考核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在年年层层加码的利润指标考核压力之一，贷款承载了银行人“太多的希望”，也是银行各级管理层的“最主要抓手”；于是，为了完成贷款增量考核以及利润增长任务，动歪脑子、内控放松、管理放水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这使信贷业务各种乱象频发的根本原因。

　　银行贷款资源稀缺性具有滋生违规的诱惑力。贷款业务不仅是银行各级管理层关心的重要业务领域，也更是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和贷款关注的重要资源。银行掌握信贷大权，企业要生存、个人要投资发财，必然离不开资金支撑；失去资金支持，再好的企业难以发展，再好的生意难以实现；而为了获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必然成为社会各界、各类人群都想争抢的“香饽饽”。而为了获得资金，一些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必然削尖脑袋通过其他各种不正当手段拉拢和腐蚀银行信贷管理人员，而银行一些意志薄弱、职业操守低下的信贷管理人员就会被拉下水，在信贷审批环节上随意放松，使信贷内控机制形同虚设，也使信贷管理制度成了“稻草人”，不可避免地导致信贷全流程管理漏洞频发，致使信贷内控能力全面“沦陷”：‌贷前‌调查不尽职，导致虚假评估，向“空户”放贷屡屡发生；‌贷中‌审查流于形式，未核实项目资本金，导致资金挪用，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等；‌贷后‌检查走过场，导致监控失效，致使大量信贷资金被违规用于股权投资等。比如华夏银行因贷款、票据、同业等业务管理不审慎被罚没8725万元；广发银行因同类问题被罚6670万元。

　　尤其，银行各级管理层少数人心怀杂念，“靠金融吃金融”，满足个人贪图欲望，也成了信贷资金需求者觊觎和攻关的“关键人”，于是信贷道德风险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以权谋私、以权谋贷、内外勾结、集体造假、串案窝案等等贷款乱象便应运而生，一些根本不能发放的贷款便被顺利放出，一些银行审批人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贷款便被轻松审批放出，结果不少贷款从放出去那天起就成了“糊涂账”和坏账，让银行蒙受了巨大损失。比如某分行集体伪造绿色贷款材料，将普通贷款包装为环保项目贷款，涉及金额33.2亿元。再比如前几年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被监管部门查处的一起有组织的贷款造假案件，目的是为掩盖不良贷款，涉案金额775亿元，手段隐蔽，结果被监管部门开出4.62亿罚单。

　　银行违规贷款低成本性易诱发违规内在冲动性。银行自身对贷款管理处罚不到位，怕影响基层银行信贷人员放贷积极性，在一些贷款违规上处罚过轻，没有触及违规者灵魂，使得类似的信贷违规行为屡禁屡犯。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银行把做大做强信贷当着金融服务重中之重，为了拓展信贷业务，前些年银行普遍存在“重业务拓展、轻风控合规”的倾向，业务指标与考核在银行经营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部分机构在推进业务时，既未有效落实内部风控合规要求，也未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实现风险实时跟踪；更关键的是，普遍忽视贷后管理环节，导致信贷风险无法及时预警与处置，最终引发高频违规与大额罚单。比如邮储银行因“贷后资金被挪用”被罚没2791.67万元，绍兴分行因“违规发放借冒名贷款”被罚30万元。

　　同时，监管部门对银行贷款违规行为存在“仁慈”心理，使得违规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匹配，尽管监管罚单频出，但罚款金额与银行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例如，某国有大行单日净利润近10亿元，而3600万元罚款仅相当于其1小时收入‌1；再如2025年前三季度银行业罚没总额达9.81亿元，但部分银行单笔罚款仅占其净利润的0.1%左右‌23，这种“隔靴搔痒”的处罚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银行贷款经营短期化、逐利性动机成了催化违规的魔鬼。前些年，商业银行为完成监管机构不良贷款考核要求，故意掩盖或隐瞒自身信贷中可能出现的违规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良贷款；在经济疲软或紧缩形势下，也使得原有信贷问题集中暴露。比如房地产、城投等行业红火的时候，银行业务模式长期与房地产深度绑定，部分机构仍将房产视为“最安全资产”，银行想方设法打监管“擦边球”、踩监管红线违规向其发放贷款，导致信贷资源过度集中；而随着行业下行，使这两大领域风险逐步暴露，不良贷款压力显著上升；还有部分银行通过展期、重组等方式掩盖隐性不良，在行业下行周期中难以继续“隐藏”，信贷资产质量问题集中显现，随着信贷资产风险积累，信贷业务中的各种违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银行贷款审批权失去有效约束成了违规“催化剂”。受到社会不良风气侵蚀，银行近年腐败案件高发；而银行信贷作为商业银行最核心的金融资源，直接关联资金安全与金融秩序，但也因涉及大量资金流转成为一些个人利益输送的高风险领域。为了捞取利益满足私欲，部分银行高管和信贷管理人员便打起了“靠山吃山”的歪主意，利用贷款审批、发放等进行贷款权力寻租，通过违规放贷、收取回扣等方式获取非法收益，致使贷款各种乱象滋生，此类行为严重侵蚀了银行资产质量，也必然导致信贷业务中的各种违规操作行为。

　　银行贷款业务同质化竞争成了违规的“催化剂”。银行信贷“内卷式”竞争也是导致违规的一个重要诱因。由于目前商业银行在信贷业务上产品同质化严重，加剧贷款市场竞争乱象；尤其在净息差持续低位运行的背景下，部分银行为维持利润水平选择“以量补价”。加之部分中小银行存在“重规模轻风控”倾向，为完成业绩指标，抢占市场份额主动放松风险管控标准、降低客户准入门槛，导致违规放贷、资金用途管控不严等问题频发。比如上海华瑞银行因“以贷收费”“违规发放车位贷”被罚680万元；如佛山农商行因贷款分类不准确、违规收费等被罚880万元，11名负责人连带受罚；农商行2024年罚单占比达30.6%，反映其合规基础薄弱。‌

　　银行贷款难以摆脱干预也是违规频发的“导火线”。行政干预也是银行贷款业务违规的重要滋生源。银行贷款经营名义上虽然不受地方政府干预，要银行根据自身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市场前景来自主决定贷款发放权；但无论是哪家银行，总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地方中小银行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地方政府领导追求政绩实施的一系列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要求银行贷款，银行明知贷款违规有风险也无法抗拒；国有大行尚有一定拒绝能力，中小银行就拒无可拒了，往往为了改善与地方政府关系，获得地方政府对金融工作的支持，只能委曲求全，放弃信贷原则，让信贷内控机制为违规“让道”，发放了大量的违规高风险贷款，导致了大量贷款沉淀；而对于这类贷款违规行为，银行也是有苦难言，迫于无奈，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也只能是“掉落牙往肚里咽”。

　　银行信贷违规必然伴随银行经营始终，贷款违规行为永远不可能有终结式，只有进行时；只是信贷违规形式有可能发生改变，变得更加巧妙、隐秘，对信贷制度和信贷管理人员的渗透能力也更加顽固有力。

　　由此，银行贷款违规它不止是信贷内控制度本身存在漏洞，更是信贷管理人员素质出了问题，当然也是我国银行信贷文化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由此，解决银行信贷领域违规问题，不仅仅是对各种制度的查漏补缺，也是对信贷管理人员职业职守的重塑，更是对信贷纯净文化的再造。就目前而言，让银行机构涉过信贷业务违规“重灾区”，使银行贷款业务成为经营“无雷区”和“安全区”，应从三方面进行根本性再造。

　　首先，对信贷内控机制进行再造，引入科技监管手段，彻底堵塞贷款违规制度性漏洞。银行应完善信贷业务流程规范，强化贷前尽职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资金跟踪，确保信贷资金流向合规；建立严格问责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防范管理人员强令、指使下属违规办理业务等行为。同时，对贷款全流程‌进行风控闭环，‌贷前‌执行“双人调查+交叉验证”，通过税务、征信等多维度核验客户信息；‌贷中‌采用“模型+人工”双审机制，动态监控资金流向；‌贷后‌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对异常交易如高频转账至非合作账户实时拦截。同时，通过‌技术与制度赋能，运用大数据分析识别关联交易、担保圈等隐性风险，实行“审贷分离”和权限分级，杜绝单人决策，避免贷款发放道德风险。‌

　　其次，对信贷管理人员进行再造，引入职业操守警示机制，彻底堵塞贷款违规操作性漏洞。定期开展合规培训与警示教育，通报典型案例，用银行系统高管插手信贷项目的违规违纪违法案件搞好警示教育，使员工始终绷紧信贷合规之弦，提高员工对信贷违规的免疫力。加强政治教育，严厉实施“一岗双责”管理，把提高员工信贷业务能力与职业操守放在同等位置，避免“一紧一松”现象，使员工始终不忘初心，守住底线，成为贷款合规的“守护神”。加大惩处力度，对于信贷违规行为的高管和员工绝不迁就，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终生禁止从业、降职降级和罚款等处罚，对于情节严重造成信贷损失的一律移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银行机构罚到其“倾家荡产”，提高违规放贷成本，增强违规放贷震慑力，消除银行高管和员工违规放贷的任何侥幸心理。

　　再次，对贷款动态流向监管进行再造，建立贷款动态灵敏监管机制，彻底堵塞贷款被转移用途漏洞。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建立贷款资金流向监测机制，切实提高对贷款资金用途的监管能力，明确约定资金使用范围，对违规挪用行为提前收回贷款并追究法律责任；通过加强账户管理、商户管理等手段防范外部欺诈，确保信贷资金不流入房地产、股市等限制领域。同时，建立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司法机关联动机制，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非法中介和骗贷行为。此外，加强消费者教育与风险提示，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警惕中介服务虚假宣传，选择正规渠道办理业务，避免因利率套利行为陷入违规倒贷陷阱。